二十五岁那年，费恩站在工棚下，看着几台重型挖掘机在泥泞里通宵掘进，把一片盘根错节、撑过几百年风雨的古老灌木带撕烂碾碎，只为了让开工报告赶在季度财报之前出炉。第二天早上，主管拍着他熬红的眼睛说：别发呆，回去把碳补偿报告写得漂亮点。他走进洗手间，看见镜子里那张才二十五岁却已经面如死灰的脸，伏在洗手池上剧烈呕吐。他忽然明白，自己和那些灌木没有任何区别：都在同一台名叫效率与前途的机器里被修剪、催熟、榨干水分，最后当作残渣丢弃。
连续加班四十小时后的一场重度肺部感染，把他送进了急诊室的走廊。手机上老板的催促还在一条条弹出来，费恩拔掉了手背上的吊针，把工牌扔进医疗垃圾桶，抠掉 SIM 卡，跳上一辆运送新鲜卷心菜的冷链货车。他在小镇尽头那座半坍塌的旧温室里昏睡了半个月。醒来后第一次赤脚踩进松软温热的泥土，看着一株野草把废弃的水泥砖生生顶裂，他把脸埋进掌心，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呼吸。碎掉的玻璃他一直没有修，任野葡萄藤顺着铁铸穹顶垂下来。